唐山大地震40年：傷亡人數是多少呢?
當時唐山震后拍攝哭泣的照片是非常少的，王文瀾的這張照片是偷偷摸摸拍下的。
唐山大地震人口損失再探討
唐山大地震中的死亡人口數已成為爭論的焦點，各種版本流傳于世。究其原因，是由于官方并沒有在地震后立即對外公布地震傷亡情況，并設置了對內對外兩種宣傳口徑，才招致外界的種種猜測。
1979年11月22日，在大連市召開的全國地震會議暨中國地震學成立大會的最后一天，地震專家才首次披露地震受災人數。經有關部門核準，當時的新華社記者徐學江報道，“唐山大地震中，總共死亡二十四萬二千多人，重傷十六萬四千多人”。該數字被刻于1986年地震十周年建成的唐山抗震紀念碑上，昭示后人。此前，香港媒體曾一度報道“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超70萬”。徐中約《中國近代歷史》港版書中則有“一份政府的秘密報告統計出655237人死亡、779000人 受傷”，“中國地震學會后來公布的數字要低得多”的論述。
1988年，錢鋼的報告文學《唐山大地震》在日本出版后，日文譯者在后序中轉述了一位自稱曾參與救災的軍人，當時留學日本的S君的話，“(唐山大地震)是出現了24萬死難者的悲慘事件，受害情形之嚴重超乎想象。24萬的數字還僅僅是唐山市，如果計算上其他的受災地區死亡人數可以達到80萬以上”。唐山坊間，也有地震死亡30萬的傳言。國內外數據之間的差距非常巨大。
事實上，通過對唐山大地震檔案的梳理可以了解，政府的不同職能部門在震后曾做過多次統計調查，死亡人口數字不斷形成，直至今日，這項工作也仍在持續進行。
最早的調查開始于地震發生之后。當時的唐山地委會抽調200多干部，組成13個調查組，分赴各地進行災情摸底，并于1976年8月25日形成了初步的災情匯報。這很有可能是政府最早掌握的地震死亡人口數字，具有較高可信度。報告顯示，“唐山地區所屬市縣共計死亡261000人，震亡率為3.7%。唐山市區死亡191000人，市區震亡率遠高于縣城”。
1976年9月22日的另一份災情匯總報告，有了更為具體的描述，“經過一段的調查了解，各方面的損失情況是，人口傷亡情況，死亡263299人，其中唐山市191300人，占全市人口的18%;唐山地區各縣69654人。重傷138623人，其中唐山市64031人，占全市人口的6.1%，唐山地區各縣69376人”，報告還提到，“人口傷亡情況是初步統計，唐山市還有17599人下落不明，我們正在進一步核實”。同年12月，中共河北省委據此數據向國務院進行了匯報。
1977年1月18日，唐山市公安局以戶籍為依據，針對唐山市區震亡人口情況進行匯總，結果顯示，唐山市區震亡總人口數(不含流動人口)為135919人。
1979年國家地震局在欲對外公開地震傷亡人數之時，責成河北省革委會對數字進行核實。12月18日，河北省革委會在復函中匯報“唐山市區的死亡人口被確定為135919，重傷81630人;唐山市及唐山地區各縣(包含流動人口)死亡人數為217495人，重傷142366人”。
至此，暴露了兩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一、官方公布的地震死亡數字，為何沒有以1976年8月唐山市革委會的調查為基礎?二、死亡人數的數字是否包含重傷死亡及人口失蹤者?這些條件說明的缺失，已成為了后來地震傷亡數字再建工作中的統計盲區。因此，清尸、震后重傷死亡、地震失蹤等情況需要進一步厘清。
據檔案顯示“至1976年12月，唐山地區各受災區縣共處理尸體172000多具，其中不包含家屬自行掩埋的尸體數以及其他未清理的尸體數”。
在重傷員中，還存在進一步的生命損失。雖然只有1000人左右被詳細統計在案， 但從檔案中的數字估算，真實的死亡數很可能更多。震后3天內，玉田縣收治的22836傷員中，死亡1821人(死亡率為16.58%)。據當時情況估計，震后不久運送各縣救治的傷員，死亡率在30%左右。另據政府后續統計估算，唐山地區共有167439名重傷員，其中近10萬人被轉到外地醫治，只有88230人治愈返回，其余79209人去向不明。他們可能在外地安家，也可能不治身亡，仍需要進一步查證。省內救治者中的死亡數與治愈數均不詳。
此外，如前所述，還有17599人失蹤。
除唐山地區外，北京、天津、河北省其他受災地區傷亡者人數也應被統計在傷亡者數據中。根據對新方志的重新計算，可以判斷這些地區地震死亡人數大致為24713--25558人。
在這些數據的基礎上可以看到，官方之“死亡二十四萬二千多人，重傷十六萬四千多人”的結論雖然不盡可信，但顯然并不像“三年自然災害”那樣與事實相距甚遠。因震后各個時期所做統計數據的不完善性，以及調查地域的不一致性，目前已很難對地震當時的傷亡做出極為準確的數字重建。但是通過各類文獻的比對，較為明確的答案可能是，若按唐山地區戶籍人口統計，大致應有200000人左右遇難;若按唐山地區實際震亡人口統計，遇難者大致應有260000人左右;但若考慮北京、天津等其他受災地區情況，及傷員陸續死亡、失蹤者等不明信息條件，唐山大地震中死亡者數字或如民間所言，至少達到300000萬人。僅在唐山地區共產生傷員700000余人，重傷者160000余人，出現震后孤兒孤老共7000余人，8000多戶家庭全家蒙難，截癱傷殘者達5000余人。
在民間質疑過程中，政府對死亡數據的估計采取的態度也并非一味僵硬。2005年8月起，我國自然災害死亡人數不再是國家機密。2008年，隨著唐山市地震遺址公園內紀念墻的落建，20余萬死難者的具體信息也逐漸清晰。經粗略計算，截至2014年5月17日筆者實地調查為止，紀念墻上共有218880左右遇難者姓名。而姓名補刻，正持續進行。
攝影師王文瀾說，“當時應該只能拍正面宣傳的，抗震救災的，意氣風發的那種，大家伙都充滿信心的，而像那種人性所表現出來的這種悲痛、憂傷，當時就很少去表現。當時還是偷偷摸摸按了一張。在后來的很多影展、畫冊也都沒用過這張。”
天災還是人禍? 近代化以來人與自然的互動
中國著名災害史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夏明方教授曾評述道，如果將唐山大地震放置在地震發生的時間點，那么它無疑是一個不可抵抗的天災，然而將其放置在我國近代化以來的歷史進程中時，卻可以看到這場災害是在人與自然互動過程中產生，天災與人禍交織。
自然科學者的研究認為，我國歷史可劃分出多個災害多發期。而20世紀60年代以來，我國可能進入了一個新百年尺度中的災害多發期，且至今仍未結束。在這段時間內，地震、暴雨、干旱等各類災害易于集中爆發。唐山位于我國華北斷裂帶上，此處的地震活動在時空上有著“成帶性、周期性、遷移性”的特點。地震學家們通過對華北地區6級以上歷史地震進行統計后，發現從公元1000年至今，共經歷了四個地震活動周期，唐山大地震恰好發生于第四活動期的活躍期。在這個活躍期中還有若干小的地震間歇期與頻繁期，其中第四強震活動期開始于1966年，表現出地震次數多，強度大，時間間隔短的高潮階段的特點。自1485年到1976年的500年間，唐山雖遭遇4.75級以上地震共17次，但卻無人員傷亡和建筑物倒塌的破壞性地震。地震活動的特點造成了大多數人認為唐山地區地震安全的錯覺。
自然的地形與地質特點還深刻影響了唐山大地震的發震及震害分布。地質時期的數次造山運動使華北地塊地質構造復雜、運動活躍。唐山大地震就發生在華北地塊上燕山地震帶和河北平原地震帶的交匯地區，是兩大構造帶交相作用的結果。震后，平原與盆地區的震害比較嚴重，建筑物倒塌率多在20%-30%以上;震區中，低山、丘陵區的震害比較輕，建筑物的倒塌率只有10%。低山和丘陵這類地區中的陡峭山坡的坡麓地帶，由于覆蓋著疏松的堆積物，地基較差，導致建筑物倒塌率達到30%-60%。另一方面，巖石區受震害較輕，建筑物倒塌率為10-30%，但三角洲覆蓋區，建筑物倒塌率達到了50-60%以上。這是地球生態系統運動中不可忽視的自然影響要素。
19世紀晚期，唐山在中國內憂外患的歷史背景之下開啟了近代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與此相伴，唐山的生態體系也在不斷發生變化，表現出時代發展特有的色彩。
人地關系矛盾愈演愈烈，震前城市生態矛盾早已顯露。1878年清政府在唐山地區設立開平礦務局設立以來，工業逐漸成為這座城市擴張變容的主要驅動力。城市自體在形成過程中開始以技術為媒介面向自然進行無邊界的擴張，集聚效應下引起了短時期內人口的飛速飆升。經過百年間的移民、行政區域兼并等幾番增長，唐山從一個不過百戶人家，人口不足2000人的荒僻村落，變為震前人口逾百萬的大型重工業城市。特別是解放后至震前的20年間，人口與工礦企業的增長十分迅速。1949年3月唐山解放后，唐山境內已管轄128個行政村，12個區，總面積563平方公里，總人口為315098人。1949年底，唐山共有工業企業296家，而到1952年，總數已經增長到1811家。1975年，唐山市市區人口總數增長到1061926人。同時，唐山市人口密度也在增長。1948年，人口密度為2332.8人每平方公里。解放后，密度雖略有減少，但卻出現城市中心區人口密度加大的趨勢。
解放軍和醫務人員搶救出在開灤總醫院樓下一名被埋八天七夜的礦工
這場來勢迅猛的工業城市化發展是天生不足的。因缺少科學規劃，大地震前，唐山工業城市擴張之下的生態矛盾壓力已經十分沉重。20世紀初，地陷、工業三廢(廢水、廢氣、固體廢物)污染等問題已在唐山初現。時人在游記中曾記述，唐山“終日煤煙彌漫，天空空氣極不清潔”。隨著工業企業的不斷增多，陡河兩岸區域內還形成了水泥、煉鋼、發電粉塵污染區域，矸子石堆等。
這一狀況并沒有在新中國成立后得到有效的抑制。相反，科學城市規劃思想的持續缺乏，使城市能未得到區分，工業區與住宅區混雜，市內道路狹窄、彎曲不暢，污染嚴重等問題隨著工業生產能力的成倍提高而愈顯突出。1975年，唐山工業廢渣存量達到2862萬噸，每年排放煙塵、硫酸尾氣、氯化尾氣等每年高達30萬噸，工業廢水的年排放量達到了1600萬噸，各種化學元素超過國家標準達數十倍甚至數百倍，致使陡河及地下水質遭到嚴重污染。震前的唐山城市生態體已十分脆弱。
建筑不設防與地震預報的失敗使科技防線潰敗。建筑防震性與地震預報的發展無疑可以為守衛城市安全構筑起一道無形的科技防線。不幸的是，新中國建立后，由于受到突出政治性的特殊社會氛圍與追求經濟發展的中心奮斗目標之影響，這道無形的生命防線并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20世紀五十年代，中國以蘇聯為樣本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蘇聯專家來華指導，對建筑的防震性十分重視，曾經根據中國地震歷史資料指導中國完成了第一張全國地震烈度區劃圖。但由于當時的中國的政治經濟領域是以“勤儉建國”為發展方針和檢驗標準，因此并沒有按照蘇聯專家建議的標準進行建設。1957年，國務院還曾下令，要求降低新建建筑的抗震標準，原本地震烈度為8度的唐山，被改為6度的不設防區。就此，為經濟發展而犧牲城市安全的重大社會隱患深深埋下。1970年代初期，華北進入地震活躍期后，雖然國家曾指示京津冀地區應對建筑物進行加固處理，但為時已晚，唐山絕大多數的房屋在震前并沒有充足的時間進行抗震加固，致使地震來臨時出現全城盡毀的災害后果。
另一方面，對于中國的唐山大地震而言，它的發生是中國地震預報事業史的“黃金時代”中難以解釋的失敗。日本地震學家在評價中國地震預報事業時曾說，“大地震的成功預報并不是一次的偶然”。而在唐山地震前，1975年2月4日遼寧海城7.3級大地震，1976年5月29日云南龍陵7.5和7.6級兩次地震，乃至唐山地震后1976年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7.2級地震，11月7日云南、四川交界處的鹽源-寧蒗6.9級地震等，中國都做出了長期、中期和短期的預報，從而在震前發出了預警使人們得以成功避險求生。并且這些地震預報還具有很高的精準度。而唯獨唐山大地震，它發生在我國地震監測臺網最密集，地震工作時間最長，且注視很久的地區。此前，地震工作者還對唐山地區的地震活動做出了準確的中長期預報，它在發震前，同樣出現了種種觀測數據和宏觀前兆的異常。無論是地震專家還是群測群防員都曾注意到這些問題，但最終國家地震局卻沒能發出震前警報。
雖然地震中出現了“青龍奇跡”，但唐山大地震整體預報的失敗，不僅使我國地震預報事業遭受重大挫敗，也為整個中國社會帶來了不可挽回的慘痛損失。當年親身參與地震預報工作的陳非比，在震后三十年回憶時曾懇切的說到，“京津唐地區的地震監測工作，其觀測時間之長，觀測方法之多，研究力量之強以及國家重視程度之高，均屬全國之冠，然而，事情還有其另一面。這種得天獨厚的監測條件，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京津唐地區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因此，京津唐地區的監測條件雖好，但預報的難度也大”。“難度也大”中所蘊含的意味則十分深遠。從預報結果的上報制度程序來看，最大的難度是，地方上的地震預報結果若超過5級需要逐級上報，白紙黑字，需要有人承擔責任;國家地震局中以汪成民為代表的分析預報室京津組多次呼吁華北還可能發生7級以上大地震時，卻無法突破地震局內部的行政關卡，得到向上反映情況的機會。而站在地震局官員的立場上，因有1973年四川爐霍7.9級大地震之后地震局中出現的種種誤報，使主管華北震情的梅世蓉副主任認為“北京是首都，說話要慎重”。加之，唐山地震前正值文化大革命“批鄧反右”的高潮，唐山震情預報因關涉北京安危被一些人視為政治敏感性問題，遭到壓制或回避。政治壓力下，所有關于唐山地震的預報信息都陷入了行政制度制造的困境之中。
在生態體系各部分的交相作用下，震前的唐山已處于災害的危機之中。
災后恢復：“發展主義下”的城市
巨災之后，如何應對，才能促使受災地區盡快實現穩定，推進災后恢復重建，實現復興發展，是政府與社會所面臨的艱巨考驗。災害對社會的影響是一種雙向雙效的作用關系。災害在造成巨大社會破壞，給人類帶來危難的同時，也賦予了社會一種重構的契機，可以籍此改善社會系統內部的結構關系，實現結構轉換，使之更加合理化與效率化運行;反之，災害便會在恢復與復興進程中繼續延伸，進一步形成“復興災害”(Reconstruction Disaster)。因此，震后恢復計劃的制定和路線導向會對災后社會給予深遠的影響。但自中國走上近代化道路以來，以城市開發為特征的“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思想始終占據重要地位。按照日本學者末廣昭的定義，這種思想是以工業化的推進為發展目標，不以個人、家庭、地域社會的利益為最優先，而是將國家與民族的利益放置首位，在這樣的前提下集中調動物力和人力資源進行集中管理的思想和管理體系。
首先，不可否認“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舉國救災促使唐山實現了災后迅速恢復。地震后，唐山人民首先依靠自己的力量進行了有效的自救與互救，極大減少了傷亡。解救的被埋壓人員達到總受災人數的86%，即約有45萬人是通過自救互救而脫險，從而大大降低了死亡率。而這得益于唐山市委依靠殘破的社會組織關系網絡建立的市抗震救災指揮部。它的迅速建立，給災民以信心，維護了社會穩定，還激發了基層中各種自救組織的出現。國家也迅速做出反應，成立了中央抗震救災指揮部，決心動員一切力量進行抗震救災。黨、政、軍的一些主要負責人擔當指揮部成員。地震后，國家共投入110000余名解放軍參與救災;全國各兄弟省、市、自治區對災區一切所需物資大力支援;派出近20000名醫務工作者;工業、交通、鐵路、郵電等各方面的行業對口支援共30000多人。
整個救災工作分為四個階段，先全力挽救被埋壓群眾的生命，輕傷就地醫治，重傷向外地轉運，以及搶運救災物資;第二階段，整理和掩埋尸體，安排災后群眾生活，恢復與建立各級組織關系;第三階段，搶救埋壓的重要生活物資;第四階段，繼續幫助群眾恢復生產，復建學校、商店、醫院等公共設施，組織群眾農耕。經過半年多時間的恢復，唐山城市基本生活趨于穩定。救助過程中，舍己為人的大情大愛鑄就了災民與援救者之間的深深情誼。
唐山豐南的地裂
發展主義貫穿唐山漫長的災后修復期。“人定勝天”的思想和對經濟利益的追求一方面創造了唐山工農業恢復與騰飛的輝煌業績。但另一方面，與改革開放契機相迎合，新一輪高歌猛進的工業城市化進程更注重發展指標，對個體“人”的恢復與發展，關注相對薄弱。這為唐山新生生態體系注入了新的問題，形成社會復興中的頑疾與隱痛，構成現代“城市病”的病灶。
震后不久，我國結束了十年文革造成的混亂局面，開始從原來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在“狠抓革命，猛促生產，學大慶，趕開灤”，誓要“奪取抗震救災斗爭的更偉大勝利”的口號聲中，作為全國重要重工業基地的唐山，肩負著比震前更重要的工業生產任務，也迎來了災后前所未有的大發展。震后的社會恢復完全融入到經濟發展的滾滾浪潮之中。雖然震后初期，政府為災區恢復所制定的各項方針同時兼顧災民生活安置、城市基礎設施恢復以及工業經濟和農業生產等問題，但在后來對災區恢復進程的評價中，卻出現了僅以經濟恢復指標為判斷依據的片面性。不僅如此，在此后更為漫長的災后重建及恢復期中，國家行政政策卻開始更加側重優先發展生產，并以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就為唐山劃定災后恢復的各個階段。
唐山在經歷了所謂“十年恢復、十年振興、十年發展、十年騰飛”的發展后，變為一個人口接近千萬的中國重要城市，創造了令世界驚嘆的災后恢復“奇跡”。在這個進程中，地震的痕跡基本消除，出現了一派欣欣向榮的生產景象：“聳立的井架天輪飛轉，高大的洗煤樓里機器轟鳴，滿載著煤炭的列車開往祖國四面八方;井下，電鉆歡騰，水槍怒吼，滔滔煤浪傾斜而下”。 這段描寫不僅是對唐山災后工業恢復發展的大力謳歌，更是描繪自然被再次“征服”的挽歌。發展的道路上，唐山地區的生態利益被再次犧牲。
華裔美國學者Beatrice Chen還指出了唐山災后恢復中的另一個深刻問題，她認為，僅用城市完全再建作為標準橫量唐山的恢復力未免太過簡單，不可忽視的是后災害時期的城市化是在強大的政治力的推動牽引下完成的，受災者的精神外傷與損失的個人影響則被忽視。
作為受災主體的災民，無論是人口數量，還是婚姻家庭，乃至災民心理都需要一個更為長久的周期才能從災害打擊的狀態中緩慢復原，因此更加需要整個社會持續的關注。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大行其道的計劃生育政策，無疑對災區人口恢復起著強大的調節作用。它改變了長久以來，中國社會災后人口高調反彈的作用機制，使人口增長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即便如此，馬爾薩斯揭示的災后人口補償機制仍然以其頑強的力量發揮作用。震后一段時期，在不影響計劃生育大前提下，國家對地震重組家庭夫婦的生育給予了政策上的特別調整，從而出現了一些“團結孩”、“地震孩”。但災區人口的快速恢復，卻并非依靠災民自體的生育恢復，而是通過政策性的快速人口遷移補償得以實現。不僅如此，由于地震大量的人口傷亡損失，影響了災區家庭形態。喪偶、孤兒、孤老、重組家庭、殘疾人家庭等紛紛出現。震后，政府為解決數千名孤兒與孤老的撫育和贍養問題，依靠行政力量建立了277所敬老院與育紅院，對這些人員進行妥善安置，進行了一場“生養死葬都有指靠”的災后大善后。然而，從近年來針對地震孤兒的心理調查研究結果來看，無形的精神外傷正在影響他們正常的生活，左右了他們的婚戀觀、人生觀，他們中的某些個體出現了自卑、焦躁、敵對、依賴等種種變異心理。唐山康復村的殘疾人群體中，也出現了類似的心理反應，有人表現出抑郁、失眠、焦慮、自暴自棄等不良情緒。
中國地震社會學的開創者王子平先生，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經提出地震對災民心理傷害的問題。他認為救災工作中應該包括心理救助的內容，進行“精神救災”以清除地震給人造成的心理“廢墟”，取得救災工作的全面勝利。這一對災害的新認識也是在新時代發展中出現的。正在經歷中國深刻變革的后震災時代的災民們，不僅背負著地震給身體留下的傷痛，還要在各種社會關系的打破與重建中找尋自我，不斷進行精神與心理上的調試。中國的改革之路既為他們帶來了多元化的救護途徑，為實現更好的災后恢復提供保障;但同時，激烈的社會變化也讓他們在時代的發展洪流中悵然迷失。因此，如何實現災民的精神復興，是新時代災害應對中的重要課題。
大地震如何被“記憶”?
學者王曉葵曾通過一系列文章討論過唐山大地震記憶的空間建構，論及國家權力是如何通過死難者紀念儀式建立“記憶之場”，喚醒地震記憶，并在與受災地、個人三者構成的復雜關系中影響震災記憶的塑造。他還提出了記憶社會構圖模式，試圖證明這種記憶構圖的連續性。的確，“記憶”不僅是一個與空間相關的概念，更在時間的演進中制造和產生。盡管王曉葵看到了唐山大地震的記憶框架可以從清代的災害應對體制中尋找到相似的投射，看到一種貌似的歷史連續性，卻忽略了隱匿于深處的非延續性。這是由中國的近代化轉型所引發的深層歷史變革所導致。因此，唐山大地震的記憶與變遷將更豐富的折射出歷史時代精神轉變的特質。
唐山大地震后初期的記憶塑造，是革命思維的再延續。進入20世紀，“革命”成為中國歷史的主旋律。從晚清到民國，再到新中國成立，社會幾歷雨動蕩，但革命思維經久不散。特別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時期，整個中國更是進入了“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的突出政治時代。在這樣的政治意識構建下，一套適用于當下的革命式災害解釋話語體系隨之出現，并在唐山大地震的記憶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搶險救災被視作一場“特殊的戰斗”，災民化身為“階級兄弟”，軍隊救災和全國支援活動則體現了“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的社會主義優越性。并且，抗震救災的首要目的是一切要為革命工作和工業生產而服務。
具體行動中，采取樹立先進集體、先進典型，以及謳歌英雄事跡的方式，達到進一步統一思想以維護政治斗爭正確性的目的，并成為震后宣傳工作中的重點。經過一元化思想的整合，這些認識轉化為唐山大地震記憶的主體部分，從而使災害本身的記憶與慘痛教訓被替代。同樣的思維還貫穿于國家一系列地震紀念場所的建立及紀念活動的設立之中。在國家革命意識主導下，官方組織的地震紀念活動不僅一直保留了社會主義優越性宣傳語境，還在新時期經濟發展的目標下不斷賦予地震紀念以實現“工業現代化”目標的精神動力等新的解釋內涵。因此，地震記憶始終與地震事件本身產生著疏離。在時間的沉淀中，唐山大地震的記憶逐漸變化為抗震記憶。而那些真正可以喚醒人們地震記憶的遺跡，損毀現象十分嚴重。面對難以辨識模樣的地震遺址，人們很難置身其中產生回想，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們與地震災害之間的情感隔絕。
羅桂蘭，被埋13天后獲救
“憶苦思甜”式的思想教育運動持續塑造公眾追憶，使記憶在代際中傳承。但四十年間，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民間地震記憶的內容開始從歌頌抗震過渡到理性的反思，多元地震記憶的興起，沖破了官方“一元化”的思想禁錮。“憶苦思甜”是近代革命發生以來，黨用以統一群眾思想的政治教育方式。在革命思維延續中，官方依然使用這種方式規訓民眾的政治認同。1977年，唐山地方報紙《唐山勞動日報》復刊后開始對災區恢復進行持續報道。與專業記者的寫作不同，報中還出現了群眾來稿選登。作者的身份有地震孤兒、震后重組家庭成員、民警等，都是極為普通的災區市民。他們通過回憶性文章，來描述他們心目中的唐山大地震。此后，報紙又出現地震“十周年、“二十周年”、“三十周年” 征文的系列專欄。可以說，這些文章深刻的反映了公眾的唐山大地震記憶形態。縱觀這些文章，絕大部分是以“拯救”、 “重生” 、“輝煌成就”為主題，以革命階級話語展開敘述，與舊社會進行比較，歌頌新時代的美好。地震二十周年時，那些從未經歷地震的小學生們，開始以“聽爸爸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的形式重溫唐山大地震，以此完成“憶苦思甜”記憶的代際傳承。當前，這種記憶依然是公眾集體記憶的主流。
雖然這種自我講述式的思想運動深深的影響了唐山大地震記憶的內容，使公眾產生了千篇一律、高度統一的記憶，但并不意味曾經經歷災害的人就此停止了對災害本身的反思與回想。當文革結束走向改革開放，思想不斷解放，一些人文社會學領域的知識分子率先突破了思想上“一元”價值體系，開始多維度觀察唐山大地震。1980年代，以錢鋼的報告文學《唐山大地震》的發表為標志，富有地域特色的唐山大地震文學作品如井噴般層出不窮。同時，一些親歷地震的唐山籍研究者已經開始利用訪談、社會調查、文獻法等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審視唐山大地震后出現的各類社會問題，中國地震社會學由此誕生與發展。盡管存在一些問題，但唐山大地震成為電影、電視劇的題材。與馮小剛執導的電影《唐山大地震》相比，另一部是由被稱為“中國獨立地下導演”的王利波拍攝的記錄片《掩埋》(Buried)以真實講述唐山大地震預報失敗細節為主，更為注重對災害事件本身進行深度挖掘。
錢鋼
不同的地震記憶也一直在災區民眾中醞釀和發酵，但在一種樹立代表性，強調思想規范性的制度下，他們日日的思念與懷想注定無處安放，難以發聲。他們只能在寒食節、“鬼節”、地震日等特定時間，以焚紙拜祭的民間祭奠形式抒發應有的悲情。因此，每每此時，唐山的大小十字路口總是泛起火光點點。年復一年，這種來自不同家庭約定成俗的自發性行為逐漸演變為唐山社會中的公祭日，間接推動了政府正式設立紀念日。1992年，唐山民眾中又出現了面向社會公開征集死難者具體姓名的自發性行動。與官方抗震紀念碑不同，死難者不再以整體的形象出現，而是要被解放回歸真實的個體。在公眾與地方政府的長期博弈中，2008年唐山最終建立起刻有死難者姓名的紀念墻，并成為大地震主要公祭空間，抗震紀念碑與紀念廣場則逐漸失去原有的紀念功用。
在公眾不斷追尋和還原震災事件本身的過程里，只要稍稍創造一個自由的機會便會看到，潛藏在國民國家集體記憶表層之下的公眾震災記憶是如此的不同與鮮活。
伴隨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方志編纂，唐山大地震記憶正式走入歷史。但因地震資料利用等問題，其內容對震災中出現各類問題缺乏應有關照，災難中獲得的經驗教訓總結更可謂善乏可陳。一種以反思生命為本的災害文化建設尚需時日。1985年，唐山始修新市志，時經14年，五卷本，方告完成。其中專設《唐山大地震》、《重建唐山》兩章用以記述地震。內容而言，涉及地震地質特點、發震構造、地震歷史、前兆現象等，并在震災紀實的部分中詳細的寫明了人員傷亡狀況和經濟損失情況。同時，還附有由地震親歷者講述編纂而成的“震征實錄”。但該部分收錄的內容僅局限為描述地震來臨時的情景，而缺乏對震前、震后生活變化以及震后救援過程的個人體驗回憶。而新編纂的《唐山文史資料》中，除收錄了唐山和豐南的抗震紀念碑碑文外，也有親歷者口述。但講述者的身份都極為特殊，僅僅是當年抗震救災指揮中心的各級領導與各類英雄、典型人物代表，因而他們的地震回憶內容仍帶有較濃的政治宣傳色彩。兩種地方志中的地震歷史編寫再次集中反映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和災區人民難以忘記黨的恩情的兩大特定主旨。造成該現象的原因，在于公眾個體仍然難以大規模掌握地震相關資料，進而引發社會對地震災害的討論與思考。
目前，唐山大地震記憶及歷史，缺乏防災教訓的內容，以生命為代價換來的經驗難以轉化為有效的防災力，更沒有通過日常學校教育深化人心，為社會提供借鑒并為應對下一次災害進行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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